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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地图 天津信息网 11/26/2009 2:58:59 AM

自明永乐二年(1404)天津建卫以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540余年中,天津财政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政权的更迭,尽管经历了若干不同历史时期,但其财政都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为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政权服务的。历代王朝无一不是把财政税收作为对广大劳动人民横征暴敛的主要手段,以图达到巩固和维护其剥削阶级统治的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天津市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迅速建立起新型的社会主义财政税收。财政收入来源及其增长,主要依靠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在收入结构中,国营和集体企业上缴的税金和利润占绝大比重。财政支出,则集中财力重点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其根本目的则在于保障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财政具有的人民性和建设性。

        追寻历史轨迹,天津财政是在经历多次兴衰起伏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演进曲令。

        明代是继汉、唐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第三个鼎盛时期。明初,在调整土地关系,解放民间工匠的生产力,奖励垦荒,令民归耕,减轻民负,兴修水利,扶植工商等方面采取一些顺应生产发展的政策,使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在财政管理上还施行了维护封建王朝的中央集权政策。当时以“黄册”来管理户口和赋役,以控制劳动力;以“鱼鳞册”登记土地,核实田亩,以控制土地变动。万历九年(1581)实行“一条鞭法”新税制。将分别征收的田赋和力役,合并为一,使自耕农民通过缴丁役银而不再服役。建立这种折银制度,推动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但封建地主兼并土地现象,明朝一代未能稍停。至明代中期,由于豪强兼并,国家收税田地面积从明初洪武二十六年(1393)850多万项,到弘治千五年(1502)减少到422万顷,这在当时是封建政权的一个很大的财政危机。明末土地兼并益发严重,大批农民失去土地破产逃亡,严重影响税收来源,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国库空虚匿乏,致使明王朝实行田赋加派。其间,尤以“辽饷”(供应辽东战事之用)、“剿饷”(镇压农民起义之用)、“练饷”(训练军队之用)三饷的加派和徭投的加重害民最深,全国加派银总额多达两千万两,超过正赋的10数倍,迫使农民在沉重的贼税负担下背井离乡纷纷逃亡。

        天津地处九河下梢,南粮北调,漕运转输皆以天津为入京要道。明永乐十三年(1415)南北大运河全线贯通。永乐十九年(1421)明王朝迁都北京,天津随之成为重要转增漕中心和漕粮储屯重地。随着天津地区日趋繁华,商业日渐兴旺,明宣德至成化年间,天津已有5处集市,至弘治元年(1488),又增设五集一市。商业的兴起,朝廷在天津设关置卡,广征商税,天津成为明代商税征收的主要地区之一。洪熙元年(1425),开始在天津征收“市肆门摊课钞”,税率是三十分之一。宣德四年(1429),天津的“市镇店肆门摊税课”将原税率提高5倍。塌房、库房、店房居商货者也行征税。到万历年间(1573—1620),天津境内税目有店租和鱼苇税。天津店租居全国十大税目之首。正统十一年(1446),将设于漷县的钞关南移至武清县河西务,成为沿运河而设的7个征收商税的著名钞关之一。万历二十五年(1597)前后,明王朝曾派太监马堂、张烨、王虎等人佩带有“督征天津店租内官关防”大印在津督征商税,天津成为明王朝征收商税的重要地区。

        清代财政严格实行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财经政策与法规的制定,以及财政收支管理权限均集中在中央。天津赋税的征收,各项经费的开支,均由中央确定额数。各项支出只能按规定在中央指定的税收项下拨留支用;对重点税收,如工关、钞关由朝廷派员驻津征收。钱粮丁银及一般财政收支,都由地方官员主持。

        清初,鉴于明末财源枯竭重税亡国的教训,康熙时下令停止圈地,禁占民田;同时兴修水利,奖勒民耕,多次蠲免钱粮丁银。由于采取了许多与民休养生息的财政经济政策,耕田不断扩大,经济发展,田赋增加,财政逐步充裕起来。康照五十五年(1716)天津实行“新滋生人口永不加赋”的政策,雍正二年(1724)又推行“摊丁入地”赋税征收办法,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增加了财政收入。天津的财政收入,清代初叶以田赋为主,数额不大;中叶以后经济不断发展,工商税收骤增,成为天津财政的主要收入。天津的地丁钱粮,雍正七年(1729)征银6266两,雍正十三年(1735)征银7823两,光绪十年(1884)征银9600两,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征银已达11205两。清朝中叶以前,天津商业逐年发展,在工商税收中,除关税、盐税外还有酒税、厘金、牙税等项税收。道光二十三年(1843)天津仅常关税,即年征银40余万两。咸丰八年(1858)为筹集军费,天津开征座捐,对过往货运设卡抽厘。咸丰十年(l860)天津辟为通商口岸,设津海关开征海关税。光绪二十六年(1900)仅厘金一项即征银6万余两。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为向地才政府摊派数额巨大的“庚子赔款”,清廷准许地方在原有收支之外,就地筹款,另辟财源。天津以此为名任意加捐加税,乱行苛征。光绪二十八年(1902),天津新增正杂各税及筹款银达120万两。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政府虽拟定《清理财政章程》三十五条,试图阻止地方分权情势的蔓延,但积弊良深,至清王朝授灭,未能实现。

        民国初期,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地方封建割据,各地军阀在各自控制的范围内,自行征税,自行印发钞票,为所欲为,实行封建割据。是时政局动荡不宁,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天津的财政已连续多年财源枯揭,收不抵支,赤字累累。财政支出中的绝大部分用于军费、公安费、行政费、党务费和司法费。为平衡收支,则毫无休止地向人民横征暴敛,捐税纷繁,举借无度,摊派掠夺,人民负担异常沉重。北洋政府虽保留了清王朝的全部税捐,但仍不能满足所需,又先后增设印花税、烟酒牌照税、验契税、契税加征、车税加征、厘金加征、牲畜及屠宰税加征等等。各种重复征纳,税额成倍增长,附加税超过正税数倍之多。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设财政部负责全国财政事务,凡属全国财政收支、税赋的征课,有关收支制度的制定推行,公库监督及支付命令的签准核发等,均由中央财政部统管。各省设财政厅主管一省之财政。凡属省库出纳、省税征收、省公债的募集和偿还、省公产的管理等各项政务均由省厅负责掌管。市、县设财政局(科),掌管各该市、县的财政收支、公产、公营事业的管理及其他地方财政诸项事务。

        1928年天津建市前属县级财政,隶属于直隶省财政管理范围,归省统收统支。由于地方军阀割据和西方列强在津划分政治经济势力范围,各自为政,省已无法行使财政管理职权。国民政府于1928年召开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制定《划分国家税入、地方收入标准案》和《划分国家税、地方税暂行条例》,开始以国家税代替解款制度。划归中央的主要税种,经过多次调整,计有关税、盐税、货物税、直接税四大体系,田赋征实随后也改为中央税收。当时,在天津凡划为中央的税种,均由中央设置的财政特派员公署征收和管理,直接解缴中央金库。从1928年天津设特别市,至1937年日伪政权建立,天津虽无解款任务,但在财政拮据情况下,仍要协助巨额军饷,10年间天津市协饷及上解“简政节支款”多达809.1万银元,占同期财政总支出的17.96%。其中1932年协饷170.7万银元,占当年财政总支出的29.64%,实为天津市难以承受的负担。天津市还根据1934年中央颁布的《废除苛捐杂税案六项》及有关法令,裁撤各项厘金;清理整顿苛杂。通过清理整顿,栽撤了原有的厘捐局卡,废除了厘金及具有厘金性质的各种税捐,并以开征营业税作为抵补。是时,天津市的财政管理,虽较北洋政府改进很多,但其仍带有封建性和掠夺性,犬量财力被用于扩军备战,发动内战,以及偿还外债和侵吞占有。因此,天津市财政长期入不敷出,财源枯揭,只得强行摊派;而支出屡增不减,空前膨胀。

        1935年国民政府公布《财政收支系统法》整顿地方税捐,划分中央、省(市)、县(市)三级收支范围以及税收征免权限、管理办法等。根据中央规定,天津市开始整顿地方捐税,裁减苛捐杂税,开征新的税种。地方收入项目有正税5项:契税、营业税、屠宰税、地租捐、不动产登记费;例税11项:棉花牙税、皮毛牙税、鸡鸭卵牙税、猪肉行牙税、牛羊肉牙税、粮食牙税、蓆行牙税、油腊及木炭牙税、鲜货牙税、牲畜税及牲畜牙税、当税;捐类13项:山乾果品公益捐、房捐、车捐、铺捐、船捐、冰窖捐、乐户捐、码头捐、广告捐、戏院捐、晓市摊捐、华洋赛马捐、牛商公益捐;费类13项:屠兽检验费、清洁费、卫生注册执照费、药品化验及注册执照费、运灵执照费、卫生公用纸费、建筑执照及违章建筑费、自行车牌费、护照签证费、刨路代修及取土占道费,过户注册费、电车电灯报效费、协拨教育费;租金3项:菜市官产房租、官厕租、各租界地租;还有其他收入。地方支出项目有4类:地方党务费、行政费、事业费和临时费。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财政部于1946年5月拟定《划分各级政府财政收支系统实施办法》,将全国财政划分为中央、省(市)、县(市)三级,并定于1946年7月1日施行。根据这个《办法》,中央划给天津市的地方税有:契税、屠宰税、土地改良税、营业牌照税、使用牌照税、筵席税、娱乐税等;国、地共分税种有:营业税、土地税、遗产税。天津市财政收支有3种管理形式:一是根据中央划给天津市的地方各项税收和国税留成部分,作为常税收入,用于解决地方正常经费支出;二是依照中央有关法令规定征收的地方建设费,用于解决地方各项事业建设支出,作为维持建设性的财政收支;三是天津市根据国民政府颁布的《一次性自卫特捐筹集办法》而征收的特捐收入,专用于地方军事“自卫”的经费、城防维修等项支出。3种财政收支,分别管理,分立章程,分别编报年度预算和决算。1946年6月国民政府,违反全国人民迫切需要休养生息,渴望和平建设的强烈意愿,发动全面内战,天津市地方财政重陷困境。1947年,天津市财政支出1668.8亿元(法币,下同),由于经济破产,工商业倒闭,农田荒废,当年财政收入只有893.2亿元,支大于收几近一倍。1948年天津解放前夕,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以金圆券替代法币,全国进一步陷入恶性通货膨胀,经济益发紊乱,财政严重恶化,人民生活毫无保障,终至走入全面崩溃。

        新中国建立后,天津的财政是在中央方针政策指导下,按照新的社会政治制度,在新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新型的社会主义财政。

        1950年至1952年建国初期,天津财政工作以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为主要任务,认真贯彻了保证军需民食,支持人民政权建立,平街财政收支,稳定市场物价、保障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财政方针。从1950年开始,执行中央《关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地方财政收支由中央统一调度,天津的主要时政收入如国营企业利润、税收以及公粮等,均缴入国家金库,以保证集中财力用于政治上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经济上重点恢复、发展生产。财政支出根据厉行节约的方针,统一供给标准,严格执行预决算制度,审计会计制度和财政监察制度;并统一税收政策,简化税收制度,力求减轻人民负担。同时对工商业税、农业税也进行了合理调整,以平衡负担。

        1953年至1957年,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天津市财政为适反国家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需要,开始由原来的供给财政向建设财政转变。在指导思想上强调要树立财政工作为生产建设服务的观点,改变过去“向上要向下拨”的供给财政管理办法,工作重点转向抓企业财务管理和基本建设投资管理,加强组织收入和管理支出,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扩大收入,加快积累建设资金以保证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当时,在财政收入方面,主要是依靠国营企业增加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成本、增加利润、充裕财源。同时强化税收作用,利用税收调节各阶级和各阶层人民的收入。将税收作为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保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有力工具,发挥税收在国民经济中的杠杆调节作用。在改革税制、组织工商税收中,还认真贯彻对公私企业区别对待、繁简不同的征管原则。实行工轻于商、生产资料轻于消费资料、日用品轻于奢侈品、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轻于无益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一五”期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天津市财政收入稳步增长,累计收入69695万元。财政支出的重点则是保证经济建设和工农业生产发展的资金需要,并运用财政政策和必要的财力支持来捉进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从1958年起,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财政工作受到了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风为主导的“大跃进”的影响,要求财政收入放“卫星”,提出“大收大支,快收快支,多收入,多支出”,“要多少钱给多少钱,哪时候要就哪时候给”和实现税收无偷漏、无滞欠、无差错等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不切实际的口号,造成工作严重混乱。经济工作出现了工业报喜,商业报忧,财政虚收的反常情况。其结果造成财政管理混乱,资金分散,乱拉乱挤资金,虚收实支,基本建设规模超过财力可能,破坏了财政平衡。在管理方面由于片面强调“只讲服务,不讲监督”,“破除迷信,大破大立,先破后立”,废止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好的财政税收管理办法,甚至在一些部门兴起了“以表代帐”,“无帐会计”等错误作法。大量的基层财税机构和人员也被栽撤削减。由于只凭主观愿望,不讲客观可能;只求高速度,不讲有计划按比例和综合平衡;只强调社会主义积极性,不讲科学性;只提倡创新精神,不讲实事求是,结果是事与愿违,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但是这一时期,财税工作也从多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和探索,内容也是丰富的。诸如,天津市根据中央决定,在中央和地方分配关系上,实行“以收定支,五年不变”新体制;对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制度;在企业内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群众参加管理和理财,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干部、群众三结合)的制度,依靠群众参加管理,调动群众生产劳动积极性,强化职工的主人翁观念;在基本建设财务管理方面,推行投资包干制度;国家对企业在流动资金管理上试行全额信贷;在税收制度上,实行合并税种,简化征收办法。这些方面的试行和改进,都为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和探索开辟出一些新的道路,积累了许多宝责的经验。

        从1961年开始,天津市财政贯彻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工作的重点转入为促进国民经济调整服务。1963年至1965年进入国民经济全面调整时期。期间,天津财政采取的主要措施:一是按照农、轻、重为序的原则,加强了财政对农业的支援。同时为减轻农民负担,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还下调了农业税征收额,增拨农村救济费等措施,支持了全市农业生产的发展。二是按照先生产后基建的原则,大力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合理调整了财政支出结构。通过调整,使天津市地方财政支出结构逐步达到合理,基本上适应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要求。三是配合精简城市职工、冻结单位存款、出售高价商品、控制货币投放增加回笼等工作,天津市财政相应地加强财政收支管理,大力组织收入,压缩非生产性开支,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以稳定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经济调整。四是为贯彻企业调整整顿中的关、停、并、转的原则,财政结合各主管部门认真进行对企业的调整和整顿,大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清仓核资,合理调整生产、销售,促进企业增产增收。五是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财政管理的决定》(即财政工作《六条》),改进财政管理体制,加强财政工作的集中统一;在国营企业,严格划清银行信贷资金和财政资金、流动资金和基本建设资金的界限,对流动资金和基本建设资金实行分别管理,分别使用的办法,恢复和健全了企业成本、资金管理制度,加强了企业经济核算。在基本建设财务管理上,还规定一切经过批准的基建项目,不论是用预算内资金还是用预算外资金进行的,均统一由建设银行进行拨款监督。为适应国民经济调整,加强财税工作,还逐步恢复了“大跃进”时被撤并掉的财税机构,充实了财税干部,加强了财政监督工作。在企事业单位,纠正“以表代帐”和“无帐会计”现象,整顿和健全了财务会计制度。在预算安排上,严格坚持“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本帐”和“收支乎衡,略有结余,不打赤字预算”的原则。对预算外资金,还采取“纳、减、管”的办法进行了整顿。经过一系列的调整、整顿,天津市的财政收入从1964年起逐步回升并稳步增长。1962年收入为97693万元,到1966年增至156792万元,增加了60.58%,4年间平均每年递增12.55%。

        在1966年6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中,天津市财税工作遭受到严重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初期财税机构曾一度瘫痪,财税管理职能被削弱,财经纪律被践踏,出现有税无人收,有人不收税的状态。一些行之有效的合理的财税制度及规定被斥为“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并进行了批判和废除。1967年财政收入124099万元,比1966年减少32693万元,下降20.79%,1968年的财政收入仍处于低谷之中。1969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增加收入、节约支出和稳定财政经济的指示,在恢复工农业生产、发展经济方面采取了许多强有力的措施,财政收入始有回升。从1971年开始,重申了党的财政经济政策,整顿、恢复和建立了一些必要的财经制度,在增产节约、增收节支、冻结银行存款、拨正资金流向、清产核资、整顿纳税纪律,加强税收征管、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扭转亏损、增加盈利等才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了经济发展,使财源逐步充裕起来。到1975年天津市地方财政收入增至391730万元,相当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年份的2.5倍。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经过拨乱反正,逐步开始进行了经济体制的改革。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启,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天津市的财税工作,贯彻中央提出的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按照中央要求调整了支出结构,压缩了基本建设支出,增加了对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教育才面的支出,逐步解决了一些城乡人民生活中积留的“欠帐”。为配合和支持农村政策的调整,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对连续几次较大幅度地提高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相应地又实行了一些政策,通过财政补贴,保持了市场零售价格的稳定,有效地保障了人民正常生活的需求。同时,减轻郊县农村税收负担,适当放宽乡镇社队企业开办初期的减、免税年限。对低产亏产地区的农业税还给予了照顾。为调整农、轻、重比例关系,增加了用于发展轻纺工业的专项资金。经过严格控制和清理,压缩了基本建设规模,节约了建设资金。对国营企业开始试行企业基金制度。1979年,先在一些扩权试点工业企业试行利润留成制度。为支持和适应农业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1979年起调整了财政支农资金的分配方向和结构,并将部分无偿支援农业资金改为支农周转金。按照中央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部署,天津市在预算管理体制方面从1980年起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由过去的“一灶吃饭”改为“分灶吃饭”的包干体制,调动了各级理财的积机性。

        1982年至1985年,天津市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在企业财务体制改革方面,本着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这一原则,在全市实行了利润留成制度,加大了企业自有资金使用权限。对企业占用国家的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也试行了有偿使用制度。从1983年7月起,国营企业流动资金改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需要增加的流动资金,统一由银行按信货办法供应,财政不再增拨流动资金。这些改革有效地促进企业提高了资金使用效能。1983年5月和1984年10月还先后对国营企业实行了第一步和第二步利改税,进一步明确了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全面改革工商税收制度,1984年在第二步利改税中还将工商税按照纳税对象划分为产品税、增值税、资源税和盐税,恢复征收营业税,改进了第一步利改税设置的所得税和调节税,增加了城市维护建设税等。对属于地方预算内安排基本建设投资也逐步实行了货款制度。对预算外资金进行了清理整顿,严肃财经纪律,建立健全了管理制度。1985年,开始进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试点,对有收入条件的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初步改变了多年来单纯依靠国家拿钱办事业的局面,调动了事业单位增收节支,当家理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一步调动乡(镇)政府的积机性,从1984年开始进行了建立乡(镇)财政的试点工作,到1986年底天津地区各郊县的221个乡(镇)普遍建立了一级财政,全面开展了乡(镇)财政工作。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和农村经济迅速发展的基础上,乡(镇)财政收支规模逐步扩大。1990年,全市乡(镇)财政三项资金(预算内、预算外户自筹资金)收入达6.42亿元,比1988年增长了33.1%。在全市221个乡镇中,年财政收入超过100万元的有131个,占59.3%,其中超过1000万元的有6个乡镇。在促进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方面,根据政策和客观事物发展的需要,为扩大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招商引资,引进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在税收的征收管理上制定了多种优惠政策,鼓励外商来津投资和合作办企业,到1990年底,全市已有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和独资经营的企业330余户,投资.总额达8.84亿元,年创税利2.89亿元。

        从新中国建立后的1950年到1990年40多年的过程中,天津财税工作在前进的道路上,尽管遭受到一些挫折和干扰,但由于贯彻了“发展经济、保降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和坚持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坚持实事求是,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坚持为人民生财、聚财、用财,发展了经济,繁荣了市场,改善了人民生活,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本质,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天津做出了贡献。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国营企业收入和各项税收。40余年间,全市地方财政收入由1950年的0.3224亿元,增加到1990年的44.88亿元,增加128倍,累计收入完成1013.20亿元,平均年收入24.12亿元,1987年收入最高年份曾达55.87亿元。全市地方财政支出由1950年的4395万元,增加到1990年的40.19亿元,增长了91倍,累计支出454.77亿元,年均支出11亿余元。40年间,天津以地方财政收入的50%左右上缴中央,50%左右留作用于发展地方经济和建设事业。事实充分说明,天津市财政收入的稳定持续增长,不仅有加也支持和促进了天津市地方国民经济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而且也为全国经济建设和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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